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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堂鸟的博客

翱翔在高空中的我 来无踪 去无影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曾经历十四年的知青生活,十四年的工厂生活,十四年的学校生活,构成了我四十二年工龄的全部内容,体验了南北两地知青的生活,扮演过企业的工人、干部、领导的角色,又曾经站在了小学、中学、中专、技校、大专、高职的讲台传道授业解惑也,如今是一个退了休还不消停的半老头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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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引用】与《新民晚报》风雨同舟数十年  

2014-09-07 17:05:37|  分类: 往事追忆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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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《新民晚报》风雨同舟数十年
◆ 蒋星煜

        【作者简介】

  蒋星煜 1920年出生,戏曲史家。1949年后历任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、华东文化部艺术处干部,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,上海师范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,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。作品有关于《西厢记》专著七种,《以戏代药》《中国戏曲史钩沉》《中国戏曲史探微》《海瑞》(历史人物传记)等,并改编戏剧剧本,如《李世民与魏征》等。

  小序

  转眼,到9月9日,《新民晚报》创办就八十五周年了。 

  在我七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之中,一直和报纸副刊保持了相当密切的关系,少年时代是故乡的《新溧阳报》、邻县宜兴的《品报》,孤岛时期是《大英夜报》和《中美日报》,抗战后期是重庆的《大公报》和《中央日报》。建国以来的六十多年,时间相当长,写稿的范围也更宽广。在上海以《解放日报》《文汇报》《新民晚报》为主,此外有北京《光明日报》、广州《羊城晚报》、天津《今晚报》,还有港、澳、台的一些报纸。国外的报纸则有澳大利亚的几家报纸以及新加坡的《联合早报》等等。 

  仔细想一想,这六十多年为之写稿最多的则是《新民晚报》,始终合作得比较顺利,而且没有引起任何严重后果的也是《新民晚报》,这种合作时间一长,编者和作者的关系也往往延伸、发展成为非常真诚的友谊,有些事情就远远超出一般亲戚、朋友的情谊,回忆起来,那是非常有趣的事情。 

  感激胡澄清的关爱

  从1950年5月1日开始,华东文化部正式成立,我便随伊兵从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调到文化部的戏改处来了。地址是衡山路十号。那时大门口都是解放军站岗,华东军政委员会所属的劳动部、卫生部、文化部等部门都在这里办公。 

  《新民晚报》记者吴承惠(秦绿枝)负责采访文化部,他对戏曲艺术可以说相当精通,因此到戏曲改进处也特别勤快。他的主要工作是采访、报道,但他有时也客串组稿。

  不知道什么原因,我成了他组稿的主要对象,而且要求我写连载小说,这我并不擅长,而且也没有充裕的时间。但经不起吴承惠的再三叮嘱,我好多年之后,终于替副刊《繁花》写些文史类的短稿。 

  正式开始为《繁花》经常写稿是介绍《十五贯》故事的演变以及《十五贯》中清官况钟生平等等,当时这些文章很引人注意,苏州文化局长范烟桥也曾来信和我探讨某些问题。也是从这时候起,报社里面就有一位胡澄清先生,专门负责和我联系了。

  况钟仅是古代著名清官中的一员,当“不冤枉一个好人,不放过一个坏人”的提法在人民群众中被广泛传诵时,清官引起了大家的兴趣。因此,我又写了包拯、海瑞等历史人物掌故与传说。 

  “反胡风”、“肃反”、“反右”等政治运动继续不断地展开,作者对现实不敢多接触,有的人干脆放下了笔。胡澄清的约稿也更殷勤了。为了不辜负他的厚望,我决定写出一批较有质量的短稿。因为《西游记》的主角,亦即神通广大的孙猴子,法号悟空,我却发现了中国佛教史确有高僧悟空,但未出家时姓车而不姓孙,于是写了《悟空姓车不姓孙》,读者果然颇有兴趣。 

  当时我在文化局艺术一处,具体工作是辅导戏曲创作,而李太成副局长实际上是掌握全局工作的,而且直接管创作,他邀编剧谈提纲、初稿、排练稿时,基本上都叫我参加。平时也经常来艺术一处谈些情况或意见。《悟空》一文发表的第二天,他又来了,一开口就说:“老蒋!你注意了没有?昨天晚报上有人写了文章,说‘悟空姓车不姓孙’呢!” 

  他话刚说完,引起了哄堂大笑。李太成摸不着头脑,没有笑,反问道:“真的有这样一篇文章,有什么好笑呢?”有人就说了:“文章就是老蒋写的啊!”李太成说:“作者是布谷,我记得很清楚。”我说:“1950年,我写了歌颂《武训传》的影评,被《人民日报》社论点名批评之后,我经常改用笔名投稿了。”李太成说:“原来如此”,也笑了。这件事让我知道,晚报上的千字文决不仅仅是人们酒后饭余的谈话资料,领导也是注意的。从此,提笔时更多地注意内容和影响了。 

  我在明代万历年间编纂的《松江府志》中发现了名医秦景明为松江方知府诊病的特殊诊疗手法,他居然带着歌者优伶之类的随从,根据病情先让随从为病人演唱些小节目,然后再诊断处方,效果不错。我写了一篇两三百字的短稿寄给胡澄清,标题大概忘记写了。他十分欣赏,很快刊发了,题目代我拟为:《以戏代药》,也引起了热烈的反响,而且余波荡漾,经久未断。 

  “文革”结束,文化界万象更新,广州《花城》主编苏晨来寒舍为创刊《随笔》月刊一事作长谈,约我为《随笔》撰稿,并决定为我出版一册散文集,作为《随笔丛书》第二集,除新作外,当初为《新民晚报》所写文史类短文均可收入。后来文章收齐,那篇《以戏代药》也在其中。通信商量书名时,我们觉得《以戏代药》很有吸引力、趣味性,一致同意了。 

  《以戏代药》于1980年出版,《后记》结尾处说: 

  我大概戏看多了,感受有些麻木。所以虽然被斗时已经触及皮肉,毕竟“触及灵魂不深”,故而未死。这也是一种“以戏代药”吧! 

  苏晨为此书写序,也对书名发表了许多感想。日本汉学家波多也太郎后来在谈话中,在通信时,都认为我从秦景明的医道中领悟了不少道理。 

  1980年新版的文史随笔类的书籍很少,《以戏代药》风行一时,复旦新闻系的周捷写了书评,被收进了1980年的《戏剧年鉴》。 

  2007年7月,《以戏代药》于上海远东出版社再版出书,篇目作了较多的调整,与戏无关的趣闻轶事保存不多,但又增添了《上世纪最后二十年舞台档案》一组文章,篇幅增加了将近一倍。这些都是我和胡澄清始料所不及的。 

  写《百花集》专栏的效应

  在1960年以后这两三年“困难”时期,老百姓的生活陷入了困境,凭菜卡供应的绿叶菜也没有准,去迟了咸菜也买不到,只能吃白饭。稿费仍维持原来标准,作者写稿的积极性自然也不是很高。 

  我们极少数几个人为《新民晚报》写稿成了惯性,欲罢不能。可能报社领导也注意到了这情况,有意慰劳我们一下。于是,由社长赵超构出面,发出了请柬,在国际饭店办了一桌酒宴请作者。在当时,确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大事。 

  事先,我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,这请柬引起了莫大兴奋,也有了种种猜疑。直到宴会入席,听了主人的致词,才恍然大悟。主人说,请大家来,唯一的要求是希望你们不要有任何顾虑,酒醉饭饱,今后继续为晚报写出好的稿子。这番话是一个安民告示,我们也就定下心来了。 

  我这时才注意到酒席仅仅只有一桌,主人是社长赵超构,还有总编辑束纫秋,负责副刊的唐大郎和胡澄清。客人中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负责人陈向平,北洋政府时期就出任过官职的国学前辈瞿兑之,还有最近曾在报上连载过《欧游散记》的俞振飞、言慧珠夫妇,我是客人中最年轻的。还有一位以诗见长的长明(陈振鹏),后来也进了报社。 

  在非常融洽的气氛中,谁也没有拘束,吃得很开心。客人也都承诺继续为晚报写稿。但是,后来的情况有了变化。很可能陈向平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领导岗位上的确很忙,瞿兑之年事已高,较少写稿了。俞振飞、言慧珠是表演艺术家,写稿是偶一为之的客串,只有我和长明仍旧是晚报副刊的主要作者了。 

  这一时期,《北京晚报》想出了一个绝招,请邓拓为之写专栏《燕山夜话》,虽是千字文,却文采斐然。贯穿中外古今,知识性、趣味性不在话下,而且思想性也很敏锐。作为晚报老大哥的《新民晚报》不可能无动于衷,也很想弄一个专栏,但找谁写呢?成了难题。 

  很可能只是从《新民晚报》副刊的原作者群去考虑,长明主要题咏诗词,不合适。胡澄清约我去报社恳谈,没有能谈出一个结果。因为我虽然书也读了不少,经历也比较丰富,但是论才气,我和邓拓没有可比性。再说,他信息灵通,对政策完全掌握,这方面也没有可比性。我虽有些狂妄之处,在这件事情上,我有自知之明,推辞掉了。 

  没有料到居然没有能推辞成功,还是被逼迫上马。胡澄清叮嘱我完全可以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,纯粹地谈文论史,不至于有什么风险。而且内容不妨侧重于戏曲艺术,是“你最熟悉的东西”,题材也就不成问题。既然我们在提倡“百花齐放,推陈出新”,那么专栏就定名《百花集》。我说戴不凡有一本戏曲评论集《百花集》,顶好避免重复。他们认为一是书名,一是专栏名,不搭界。 

  报社和我的谈判是马拉松赛跑,谈了很长时间,大约经过了半年时间,直到我写出三四篇样稿,被报社认可以后,这《百花集》专栏才和读者见面。事先讲清楚,不定期,或十天,或半月,发刊一次。 

  现在回顾一下,当时《百花集》发刊的稿件之中,如《佘太君的年纪》、《诸葛亮的羽扇》、《李文茂以前的广州剧坛》等篇都是有新的史料或新的观点的。 

  为《新民晚报》写《百花集》专栏产生了多米诺骨牌的效应,广州新创刊的《羊城晚报》要急起直追,也辟一个专栏,副刊《晚会》主编李佐兴专程到上海来我家中拜访,要我同时为他们写专栏。事情当然也不是空穴来风,因为我本来就是《晚会》的撰稿者,曾与程十发合作过连环画《海主事直声震天下》与《阿Q正传》,所以主编才找上门的。 

  我为一家晚报写专栏已经是勉力为之,所以《羊城晚报》的专栏我一直没有答应写,但他们丝毫不放松,只是说专栏不一定是千字文,两三百字即可,就叫《文史小语》吧!这就是最后商谈的结果。 

  当“文革”刚开始,徐景贤的写作班子抛出批判我的文章时,《新民晚报》和《羊城晚报》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,存在他们那边的稿子各有两三篇,要求他们退回来,他们仍旧照发不误。 

  《百花集》专栏署名布谷。《文史小语》我不想再用布谷笔名,因为有人用过白丁,而《东周列国志》又有白乙丙其中,于是我用了“白甲”。“文革”在一步一步演变,这两个笔名也成了莫大罪状,造反派说:“布谷是散布反革命的种子,白衣白甲是为反动派政权招魂”。 

  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,天津办了颇有特色的《今晚报》,他们也考虑要办专栏,到处找人。邓拓受迫害死了,于是他们辗转找到了我。《今晚报》副刊本来有专栏《日知录》,作者不固定,文章可长可短。后来就叫我一个人“承包”了,文章篇幅仍旧随内容而定,短至六七百字,长至两三千,均无不可。就这样,我于1984年前后,写了三年,《司马迁论弃官经商》、《美男子的厄运》等篇是其中较有影响的。 

  至于《新民晚报》的《百花集》,《新民晚报》复刊后没有恢复。《羊城晚报》复刊后,曾和我联系,有恢复《文史小语》的想法,我写了一篇《重睹芳华》,没有能写出第二篇,也就此画上了句号。 

  以文会友 

  《夜光杯》,是《新民晚报》的副刊,而星期天的《星期天夜光杯》周刊,又增加了许多专刊。现在的《读书》从前叫《读书乐》,现在是杨晓晖主编,从前是曹正文主编,风格、版面、作者都各不相同,自有其特点。 

  在改革开放年代,《新民晚报》恢复出版了一个时期之后,曹正文被引进了报社。曹正文我是熟识的,《青年一代》主编夏画为我介绍了,我们曾谈论过历史小说的写作问题。 

  曹正文奉命主编《读书乐》,我成了组稿对象,记得第一篇是《尽信书不如无书》。 

  1990年,曹正文精选《读书乐》上的一百篇文章,编成《一百名人谈读书》,苏步青、周而复、唐圭璋等平时极少写千字文的大师辈人物都有力作在内。我被选中的是《我的“三并举”》。 

  有一次在文新集团大厦43楼开《读书乐》创刊一千期的庆祝会,《新民晚报》报社领导以及副刊部负责人升任晚报副总编辑的严建平也都来了。作者方面,他们请的是老作者为主,有徐中玉、钱谷融和我,此外还有上海文史研究馆馆长吴孟庆以及书画家汤兆基等等,我和汤兆基正好坐在一起,有所交流,很快就无话不谈了,真可以说一见如故。 

  那次会上,又结识了《深圳商报》编辑部主任刘克定,他在美国出版了一本谈戏谚的书,序是我应他的要求而写的。 

  我和汤兆基、刘克定缔结了深厚友谊,应该说其介绍人则是曹正文也。 

  《读书乐》办得有声有色,曹正文又集结了一批文章增订再版了《一百名人谈读书》,参加了2007年上海书展,组织了邓伟志、江曾培和我等六七位作者签名售书,那天气温高达38摄氏度,室内空调开足了,却又极冷,我虽不适应,为了共襄盛举,也勉力支持了三刻钟,签了一百本左右,手臂酸痛归酸痛,人则非常愉快。那天随车来接我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杨柏伟。从2007年起,我的著作都是由杨柏伟担任责编,都是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,我们合作得融洽无间,也是曹正文为之牵线搭桥的。

(天堂鸟转引自2014-9-7《新民晚报》B05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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