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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堂鸟的博客

翱翔在高空中的我 来无踪 去无影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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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曾经历十四年的知青生活,十四年的工厂生活,十四年的学校生活,构成了我四十二年工龄的全部内容,体验了南北两地知青的生活,扮演过企业的工人、干部、领导的角色,又曾经站在了小学、中学、中专、技校、大专、高职的讲台传道授业解惑也,如今是一个退了休还不消停的半老头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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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引用】我如何成了一位有争议的作家(3)——格拉斯诺奖演说  

2015-04-17 21:28:30|  分类: 作家风采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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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如何成了一位有争议的作家(3)
——格拉斯诺奖演说

【引用】我如何成了一位有争议的作家(3)——格拉斯诺奖演说 - 天堂鸟 - 天堂鸟的博客
 ■ 中文版《铁皮鼓》封面

         在奥斯维辛之后写作是为了防止历史重演

  1950    年 初期,当我有意识地开始写作时,亨利希·伯尔,即使算不上一个始终受欢迎的作家,他也是颇有名气的了。与沃尔夫冈·科朋、君特·艾科、阿诺·希米德特一起,他站在文化工业的大门之外。依旧年轻的战后德国文学,与被纳粹统治所腐化了的德国一样,曾经有一段艰难的时期。此外,伯尔一代,包括像我这样的略为年轻的作家,在某种程度上都曾一度陷入困境,原因在于特奥多·阿多诺的一句禁令:“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,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写诗已成为不可能的事情……”换言之,此后再也没有“未完待续……”。

  但我们仍然在写作。我们靠心中的承担来写作,如阿多诺在他的《最低道德:对被毁坏的生活的反思》(1951)中所说的,奥斯维辛集中营标志着一道断层线,它划下了文明史上一个无法填平的鸿沟。唯一的路径是我们可以绕着这句禁令走。即使如此,阿多诺关于那堵墙的写作已经把它的力量一直保持到今天。属于我这一代的所有作家都与之作了公开的斗争。无人有保持沉默的欲望和能力。引导迷路的德国走上正道,引导它从田园诗中,从迷茫的情感和思想中走出来,这就是我们的责任。

  我们,我们这些指头曾经被烧痛了的孩子们,我们是否定哲学上的绝对论,拒绝接受非黑即白的意识形态的思想者。怀疑和问难是我们的教父教母,灰色地带的多元价值观是他们传授给我们的圣经。无论在什么情况下,这都是我强加给自己的苦行主义。后来,我发现了一种语言的丰富多彩,我要无所遗漏地坦承这种语言的一切“罪过”:它那循循善诱的柔和性,它用铅锤测量深度的倾向性,它那极易适应的耐寒性,更不用说它的方言文采,它的不尚雕琢却通体都是艺术细胞,它的种种离奇古怪,以及那种从虚拟语气中绽开的美的花朵。

  赢回了这种语言的资本之后,我们再投资以便赚取更多利润。有人蔑视阿多诺的评判,也有人受到他的鞭策。在奥斯维辛之后写作——无论写诗还是写散文,唯一可以进行的方式,是为了纪念,为了防止历史重演,为了终结这一段历史。因此,只有这样,战后德国文学才能合理地说明:把普遍有效的“未完待续”运用到那个时代及其后代身上是事出有因的;只有这样,才能把揭开的伤口始终展现在那里。假如有人极想忘却甚至勒令忘却的话,那么,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,就以这句口头禅开始讲故事:“从前……”。

  这个或那个利益集团总是要求考虑在最后一章会发生些什么事情——他们嚷道:我们需要回到正常状态呀!我们必须把我们可耻的历史抛在后面呀!他们叫嚷了多少次,文学就作了多少次反抗。这是对的!因为这是一种愚蠢到难以理喻的姿态;因为每一次战后时期的终结,在德国都是被公开宣布了的,例如十年前,随着柏林墙的坍塌和两德统一,过去又追上了我们。

  那时,即1990年2月,我在法兰克福对学生发表了一次演讲,题为“奥斯维辛之后的写作”,我逐一谈论我的作品。1972年出版的《蜗牛日记》中,过去和现在或交叉进行,或平行发展,偶尔也发生碰撞。孩子们问应当怎样界定我的职业,我答道:“一个作家,孩子们,是一个逆时代潮流而写作的人。”

  我对学生们说:“这样一种观点认为:作家并不是用胶囊包裹在孤立状态中,也不是永恒的,他们把自己看作活在当下的人,他们甚至向时代的变迁展现自己,他们介入并且有自己的立场。介入的危险,坚持立场的危险,这是尽人皆知的。一个作家刻意保持的距离是令人可怕的;出自他手笔的语言必须活在人们的嘴边;对当下事件的偏狭之见会使他胸怀狭小,能训练有素地勒住想象的缰绳,才能自由地纵马飞腾;有疾有徐的驰骋,才能气息平和地越过征途的险阻。” 

  失去的但泽对我来说,既是源泉又是垃圾坑

  我当年的冒险多少年来一直未曾间断。没有冒险的作家职业会像什么样的行当?我们先姑且承认,作家应当有安全,比如说,文化局官僚的那种安全,可是,出勤登记会玷污了他的手,他会沦为这种恐惧的囚徒。出于失去地位的恐惧,他会在神话落脚的领域、遍布崇高思想的领域里最终失去他自己。但是,由过去不断转化而成的现在,最终还是会把他卷进来的,会把他摆在第三流作家的档次上。因为每一个作家都属于他的时代,不管他如何抗议自己生不逢时,都无法摆脱与他所处的时代的联系。他并不是自主地选择写作题材,是某种选择逼近了他使他别无选择。至少我就不是自由地选择的。假如我能随心所欲,那么,我会遵循美学原则,乐于在滑稽可笑的无害的文本中寻找我的美妙的处所。

  可是,我不能这样做。那时,瓦砾遍地,白骨成山,这是德国历史母腹的产儿。要想减轻罪行,就要铲除孽根。可是,我愈想铲除干净,它就长得愈快。它是不能被简单地低估的。此外,我来自一个难民家庭,这就意味着,除了驱使一个作家从书本到书本的一切因素——人所共有的雄心,对枯燥生活的恐惧,自我中心的机制——以外,我还曾经无法弥补地失去了故园。


(天堂鸟转引自2015-4-17《新民晚报》A31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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