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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堂鸟的博客

翱翔在高空中的我 来无踪 去无影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曾经历十四年的知青生活,十四年的工厂生活,十四年的学校生活,构成了我四十二年工龄的全部内容,体验了南北两地知青的生活,扮演过企业的工人、干部、领导的角色,又曾经站在了小学、中学、中专、技校、大专、高职的讲台传道授业解惑也,如今是一个退了休还不消停的半老头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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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引用】王阳明心学的当代意义  

2015-06-28 16:19:41|  分类: 国学论谭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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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阳明心学的当代意义
◆ 王德峰

【引用】王阳明心学的当代意义 - 天堂鸟 - 天堂鸟的博客
王阳明画像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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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王阳明《传习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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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未看此花时,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;你来看此花时,则此花之颜色一时明白起来。 
 ——刘一闻书“王阳明语录”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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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阳明澈悟“心即理,致良知”,就此奠定“心学”的阳明洞 
【引用】王阳明心学的当代意义 - 天堂鸟 - 天堂鸟的博客
龙岗山上的“王文成公祠”就是王阳明手创的“龙岗书院”旧址 

       心学发端于先秦的孟子。孟子说人有恻隐心、羞恶心、辞让心、是非心,以此论证道德的根据在人心。心学成就于明代的王阳明。王阳明说:心“只是一个灵明,我的灵明,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”。这其间经历了禅宗这个发展阶段。禅宗是中国佛教中的心学,因为它是对准了心来修行的:“直指人心,见性成佛”。唐代的禅宗心学为宋代、明代的儒家心学作了极重要的准备,提供了很丰厚的思想资料,这样才会有王阳明学说作为心学的最高峰。阳明之后,心学渐衰,程朱理学长居主导意识形态之地位。再后来,西学东渐,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,西学遂大行于天下,直至今天。

  西学若果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,即我们民族安心立命的问题,倒也罢了,何需再谈阳明心学?心学之被淡忘,似乎是一个走入了现代化进程国家的一件自然而然的事。但是,西学(西方的自然科学、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西方的哲学)是不能解决中国人的人生观问题的,因为人生观的要点,是“心”之安顿的问题。中国的一部近现代史走到今天,国人的心依然没有安顿好,这是一个终于被大多数人都看清楚了的事情。于是,这样一个结论应该可以下了:来自西方的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以及哲学,都不可能指到这个“心”。 

  一

  自孟子以降,经禅宗,到王阳明,所讲的“心”,既不可译成英语中的heart,也不可译成英语中的mind。前者可以是指“心脏”,后者是指“心智状态”或“意识状态”。它们都是科学的对象。前者是生物学的对象,后者是心理学的对象。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之心,既不是heart,也不是mind,它是哲学的对象(或宗教的对象,或艺术的对象)。凡以之为对象的哲学学说,便可称为“心学”。因此,心学不是心理学,也不是心脏学。

  心,既不是科学的对象,就一定不是一个可以直接经验到的东西,它一定是“超验的”。这是借用西方哲学的术语说话。其实,也就是说,心是超生物、又超心理的。因为它超生物、超心理,若要请孟子把他所说的心拿出来给大家看看,他是断然拿不出来的。但这个拿不出来的东西,却是存在的。孟子这样证明它的存在:如见孺子入井,任何一人都必生“怵惕恻隐之心”,情不自禁要去救他。此心一生,随即援救,“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,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,非恶其声而然也。”这就是说,怵惕恻隐之心,非从头脑对现实的功利考虑中来。此心纯然就是一个情感:惊惧哀痛。正是这一情感打通了我们与孺子之间本来存在的形骸间隔,使我们与孺子成为一体。这叫“一体之仁”。

  此“仁”之本原,就是那个不可用科学来加以研究的“心”。“心”之发动,即“仁”,它不但可以把我们与孺子连为一体,还可以把我们与宇宙中凡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万物都连为一体。阳明心学在北宋的先驱程颢,有这样一句话:“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”。既然那个使万物连为一体的仁,源自心,所以,阳明心学在南宋的又一个先行者陆九渊,便更进一步说:“宇宙便是吾心,吾心即是宇宙。”此心之伟大,由此可以见到。中国哲学以这颗伟大的心,形成了道德的宇宙观。把宇宙溯源到人生的根本价值中去,这就不是西方的哲学和科学所可以思议的了。 

  二

  孟子、禅宗、程颢、陆九渊,前后相继,为王阳明心学的展开做好了准备。其实,还有另一个人也为阳明心学做好了准备,这个人就是王阳明在思想上的直接的反叛对象——南宋的朱熹。王阳明年少时,朱熹的“格物之学”行于天下,想要学做圣人的王阳明认真地走了朱熹所指点的路,例如取竹而格,以为其中必具至理,然久思无得,倒弄出了一身的病来,终于发现在如此“格物”的功夫之中,“物之理”与“吾之心”,终究还是两样不同的东西。三十七岁时,他在贵州龙场顿悟:真理不在外物之中,原在吾心之中,这叫“吾性自足”。真理不要到心外去求。恰如孟子所云:“万物皆备于我矣,反身而诚,乐莫大焉。”至于外物之理与吾心之理,原也不二。这正如禅宗之所谓“不二法门”也(由禅宗而阳明,于此便可见一斑)。

  王阳明这个思想总结起来,就是四个字:“心外无物”。当然,必可进而推广为“心外无理”,“心外无事”。这不是唯心主义吗?是的,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。不过,一个学说,并不因为可以被贴上“唯心主义”的标签,就等于是完全荒谬的学说了。试想一下,外物之理就是外物自身之理吗?若把人与外物之间的实践关系和认识关系统统抽掉,还会剩下一个怎样的外物自身之理呢?若真有这样的理(当然,这其实还是人在假定有这样的理),人又如何可能知道呢?可见,朴素的、作为我们的常识信念的“唯物”倒是站不住脚的呢。不过,这个唯物与唯心之间对立的问题,不是这里所要讨论的。这里所要讨论的,是王阳明说的“心外无物”、“心外无理”同朱熹学问的关系。

  朱熹要讲那个在心之外的天理,它客观地在,人要通过格物去认识它,认识天理之后,便按照天理去行(实践)。这个思路看上去很对,很符合通常我们能够接受的认识论逻辑。但问题也正是出在这个逻辑上。如果天理是在人心之外的,我们去认识它,就是用头脑所具之智力把天理作为对象来认识。在这里,认识者和被认识者是分开的,这是其一;这两者都与心无关,这是其二。但这两点都是错了的。认识者若与被认识者截然不同,它们的统一(而这才是认识之达成)就是不可能的。若认识者只是一个“智力”,那么被认识者就只是一个“理”,而“理”是不能让我们去行动的。例如,若我们知道了“爱之理”,我们并不因此就能爱。“爱之理”并不就是“爱”。冯友兰先生说得好:“可以说爱是热的,爱之理并不热。不但爱之理不热,热之理也不热。”(见他的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)妙哉斯言!说出了“心”与“头脑”的区分。心是生命情感的居所,里面有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;头脑是理智的居所,里面活动的是概念、判断、推理。因此,若谈“心外之理”,就是把天理先推到理智那一边去了。推过去之后,再叫它回过来,即回到心这一边来,以便使天理得到践行(因为人的行动总是要由心来发动的)。但是,我们就是无法明白它如何回来。这是朱熹理学的毛病所在。

  正是针对了朱熹理学的毛病,王阳明提出“心即理”。这是阳明心学的第一命题。这样,他就把朱熹学说的理路颠倒过来了。例如,按照朱熹,须先有孝之理在,人才会有孝亲之心。但按照王阳明,只是因为有孝亲之心,才有了孝之理。二者谁是对的?我们为什么会孝父母?是因为我们先认识了孝之理吗?

  试看时下之某些社会现象,即可明白事情原非如此。那些与父母对簿于法庭的儿女们,是因为他们的头脑对孝之理没有认识才这样做的吗?肯定不是。他们作为中国人,一定向来耳濡“孝之理”,也不会反对此理。可见,他们与父母诉讼于公堂的行为并非缘于对理的认识有了缺失,而是缘自他们的心之偏失。而这正是阳明心学所要对付的大问题。他在《大学问》中指出,这种现象乃缘于“一体之仁”因私欲之蔽而亡失:“及其动于欲,蔽于私,而利害相攻,忿怒相激,则将戕物圮类,无所不为,其甚至有骨肉相残者,而一体之仁亡矣。”

  时下出现的某些丑恶的社会现象,依阳明心学看,并非“理”之不彰,而是“心”之亡失。所谓心之亡失,是指人的生命情感偏离其本真之存在,而是动于欲,蔽于私。那么,什么是生命情感之本真的存在?再以孝亲之心来说。孝亲之心源于何处?源于我们对父母所给予的关爱和恩典的亲身感受。对此被真切感受到的恩典,若不回报,会怎样呢?只一句话:心不安。正因为如此,孔子在《论语》中处处都是用“心安与否”来指点什么是“仁”。可见“仁”不是一个用理智来把握的概念,它不是概念,它是生命情感之本真的存在,这用阳明心学的话说,就是“心之体”。 

  三

  心不安是有“声音”的,这“声音”便是良知的呼声。全部阳明心学就是引领我们去听到这个来自心的呼声。因此,阳明心学可概括为三个字:“致良知”。

  良知不是头脑中本有的先验知识(否则,便成了西方的康德哲学),而是“天理昭明灵觉处”,也就是说,它是我们的心本所具备的活生生的德性(《大学》中称之为“明德”)。脱离这个“心之德性”的天理,就是僵死的教条。

  致良知,如何致?不是一个人独自在书斋里沉思,也不是在学理的往复论辩中致。“致”乃是“听”,而不是“创设”,也不是“获取”。对于我们每个人本有的东西,既无需创设,也谈不上获取,盖不用创、不用取也。如何听?在自己的生命实践中听。这便是“知行合一”。

  知与行不能分作两事,不能以为在行之前,先须知。知与行一旦脱离,当中隔着的却正是私意!阳明就此感慨地说:“此不是小病痛,其来已非一日矣!”知与行,一旦被私意隔断,知就不是良知,而是矫知;行就不是正行,而是妄行。致良知就是在生命实践中倾听良知的声音,而且要一以贯之,自始至终:“知是行之始,行是知之成”。

  “知”何以是“行”之始?凡真理,必是让我们心向往之的;心向往之,即是“行之始”,即是“行”之动力,更有何疑焉?“行”何以是“知”之成?真理既然是我们所向往者,便必是我们要与之融为一体者,即,让我们的生命因此而有了意义,有了精彩,而惟有“行”才使我们能与之融为一体。

  所以,“致良知”乃是生命实践之功夫,而不是单纯认知之活动。就此,王阳明说道,“不然只是不曾知,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功夫!”

  以上所说者,归根到底,又全都源自“心即理”这一心学之基本命题,故王阳明说,“外心以求理,此知行之所以二也。求理于吾心,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”。(见王阳明《传习录》)与人心相隔的“天理”,就是僵死的教条。在对僵死的教条的遵从中,不能形成国人卓然自立的人格。这正是朱熹理学的弊端。在历史上,朱熹理学虽一度行于天下,却不能彰显吾族安心立命之本,职是故也。

  综观世界,在儒家文化区(东方之社会多数属于此文化区)内,于礼仪、规则、法度之外,百姓欲立信仰,原无“上帝”可依,亦无“天国”在望(按:此非缺点,只是吾人与他族之相异耳),故而仍须在儒家道统中开出新的境界,以树立东方社会中人之自信、自律、勇敢、宁静之精神,以臻高尚之民气,而此正是阳明心学之所达成者,无怪乎其影响之远播于中华大地以外,乃至于在近代助成日本之明治维新。就此点而说得颇有些极端的话,可在高濑武次郞的《日本之阳明学》一书中读到:“我邦阳明学之特色,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,藤树之大孝,蕃山之经论,执离之薰化,中乔之献身事业,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,殆无一不由王学所赐。”

  至于今日之中国,经济建设之成绩甚为可观,国力增强,民囊渐丰,此为世人所共睹,其功也大。在物质丰富化的同时,如此民风也相袭而成:各施其能,各谋其利,纷争付之于法律,前程寄托于机遇。此固无可厚非者也。然若伴随以重功利、轻道义之心,视荣耻为无物,以竞争为唯一,久之,社会信任必将难以存焉。故而,重温阳明心学,再启中国文化精神之源泉,是当今不可或缺的。


(天堂鸟转引自2015-6-28《新民晚报》B07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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