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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堂鸟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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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经历十四年的知青生活,十四年的工厂生活,十四年的学校生活,构成了我四十二年工龄的全部内容,体验了南北两地知青的生活,扮演过企业的工人、干部、领导的角色,又曾经站在了小学、中学、中专、技校、大专、高职的讲台传道授业解惑也,如今是一个退了休还不消停的半老头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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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引用】沙博理:在中国“旅行”一生(3)  

2015-07-19 17:56:25|  分类: 名人风采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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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博理:在中国“旅行”一生(3)
◆ 周翔

【引用】沙博理:在中国“旅行”一生(3) - 天堂鸟 - 天堂鸟的博客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■ “二战”时一身戎装的沙博理(摄于一九四四年)

            多重身份

  《水浒传》的翻译正值“文革”期间,沙博理后来对周明伟说是翻译这本小说才“救了自己”。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部小说,在当时环境下,“他必须要选择最喜欢的东西才能调节他的心情”。“如果没有血性,没有对武侠的钟爱,翻译不了这本书。”周明伟记得自己曾经问沙博理,中国文学中他最喜欢谁,“他几乎不假思索地说喜欢武侠小说,他认为武侠就是路见不平、拔刀相助”。翻译时还遇到麻烦。小说的名称他采用了“Heroes of Marsh”,而当时正值批《水浒传》,江青说宋江是投降派,不允许使用“hero”(英雄)的译法,于是有人找到了沙博理。沙博理没有争辩,只问对方:“那outlaws行不行?就是‘无法无天的人’。”对方同意了。时隔多年,沙博理向周明伟讲起这段往事时形容自己当时心里“偷笑”:“因为这一改,使书名与内容更一致了。outlaws比heroes更贴近‘绿林好汉’的意思。”后来这本书在美国出版,名字没有再改回来。 

  沙博理翻译的《水浒传》,受到了广泛认同,不仅因为他的版本比此前赛珍珠的版本更为完整(赛珍珠只翻译了前70回),更因为他的语言流畅、准确,符合英语读者的习惯。21世纪初,上海理工大学教授张经浩编著《名家·名论·名译》一书,选取了百年来十几位著名翻译家的翻译理论和译文加以论述,其中选了两名外国译者:沙博理和霍克斯。他喜欢沙博理的翻译,觉得既不是死板的直译,又忠实于原著内容,于是写邮件和沙博理讨论严复提出的“信、达、雅”的翻译标准。沙博理回信称自己赞同这一标准,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做到:“我觉得,译者不但要精通所译文学作品相关国家的语言,了解其历史、文化、传统、习惯,而且对他本国的这一切也要精通和了解。译文质量的高低取决于精通和了解的程度,例如,想翻译诗歌,译者自己首先就得能用母语写诗。” 

  “现在中国研究翻译的人,有的只是照搬国外的理论,根本不做翻译,和搞翻译实践的人的体会完全不同。沙老先生主要搞实践,但是从他的翻译中体现出来的理念我是非常认同的。‘信’是第一原则,但这是意义上而非字面上。”张经浩说。这就意味着当中文是地道的中文时,翻译的英文也得是地道的英文——传达原文的“神”,而非原文的“形”。 

  要做到传神的翻译,背后需要的是更深刻的对文化的理解和掌握。“沙老始终认为,翻译最难的不是字对字翻译本身,而是文字背后的文化,他认为每部作品的文字是一样的,但是反映的文化内涵不一样。要做好翻译,得了解每个人说话的腔调,了解他穿的服装,了解他吃的东西,以及为什么吃这个东西。这是他的不同之处,他确实是钻进去看这些文字背后的东西。”周明伟说。

  某种意义上,尽可能深入地了解、掌握中国文化是一个挑战,同时也是文学翻译吸引沙博理的所在——从中他可以看见中国,了解中国。“翻译中国文学是我的职业,也是我的乐趣。它使我有机会去‘认识’更多的中国人,到更多的地方去‘旅行’,比我几辈子可能做到的还要多。” 

  “人们会感兴趣,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很典型的美国人,会想在中国度过他的一生。”1979年,沙博理在美国出版了《一个美国人在中国》的自传,试图回答这个他遭遇过无数次的问题,并且向世界介绍他眼中的中国。20年后,沙博理补充其间的见闻经历,写成《我的中国》,在美国发行时名字被改成《我选择了中国》,态度更加直截了当。 

  1983年沙博理从《人民画报》社退休,同时又成为全国政协委员,并且连任六届。这期间他随着考察团走遍中国大江南北,积极就各类他看到的问题提出建议。同时他陆续出版了自己的研究著作《中国封建社会的刑法》、《中国学者研究古代中国的犹太人》等。从文学翻译起步,沙博理了解中国社会的“触须”一点点张开。在舒乙看来,沙博理是一个学者型的人:“他会发现工作中的问题,这就变成了他的课题。不管是中国古代的法律还是中国古代犹太人的变迁和遭遇,都是他自己选择研究的,是他经历中碰到的。” 

  2011年4月2日,沙博理参加在北京举行的“世界因你而美丽——2010~2011影响世界华人盛典”,并获颁“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”。在周明伟的印象中,沙博理从来不避讳自己是个犹太人,甚至是“把作为‘犹太人’放在作为‘美国人’之前的”。因为研究犹太人在中国的情况,沙博理受邀成为最早访问以色列的中国公民,当时中国与以色列还未建交。在北京,他也和以色列驻华大使馆保持了亲密的关系,每一任以色列驻华大使都会前去看望他。接触沙博理越久,身边的人们就会发现他身上存在着多重身份的烙印,而这一切又显得协调自然:犹太人的精明,美国人的幽默独立,中国人的温和善良,最后变成典型而有趣的叠加。 

  对沙博理犹太人式的“精明能干”,李霞印象特别深刻。“有一次,他跟我谈到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,他说,我觉得这个问题不难解决,为什么老解决不了?政府可以在每个公司成立时收取保证金一类的东西,如果将来拖欠工资,政府可以拿这笔钱先支付给农民工,然后再追究公司的责任。” 

  舒乙记得,沙博理办事情很讲约定,出书一定要有合同,合同的条文一定会亲自把关。“他懂得维护自己的权益。遇到不依法办事的地方,他不习惯,就会跟人争执,但一般最后他是胜利者,因为他有道理。”舒乙觉得,沙博理在中国活得非常愉快,因为他得到了诸多尊重,同时又保持着自己独立自由的性格和思维方式。“他不是中国哲学培养出来非常中庸的人,相反,非常有原则,观点非常犀利。他不怕提意见,而且每次都能提建设性的意见。”“他根本不在乎谁的官大、谁的官小,有时候他身边坐了一个人尽皆知的大政治家,他会悄悄地问,这家伙是谁?他没有等级观念。”舒乙说。 

  多重身份又正是沙博理的优势。“他的价值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外国人说中国话,他的离世使我们少了一位能给国际社会讲故事的大师。我们现在说的事国际社会还不太听得懂,不光因为讲故事水平本身不够,还因为我们需要更多了解对方文化。中国文化能在国际交流中走多远,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对外国文化了解多少。沙博理深深了解两边的文化,这是我们难以企及的。”第一次见到沙博理之前,周明伟已经专门读了沙博理翻译的作品,他把沙博理称作“大师”,沙博理却又一次用形象的语言重新表述自己。“他对我说,我不在乎大师这个名声,我希望是一座桥,它是能够沟通中文和英文之间的桥。通过这座桥,能让说不同语言、有不同宗教背景、有不同族群肤色的人都来看看中国风景,读读中国故事,听听中国声音。”周明伟说。

  摘自2014年第45期《三联生活周刊》


 (天堂鸟转引自2015-7-19《新民晚报》B05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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